書評：科學革命的結構（王玫玉）

書評：科學革命的結構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王玫玉

meiyu0412@gmail.com

 

    孔恩1962年所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在科學哲學與歷史(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Science)領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本書除顛覆科學史學與科學哲學的傳統外，更深刻影響政治學、社會學等一般社會科學領域。從物理學背景跨足到科學史領域的孔恩提出以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的概念，來理解西方自然科學中有關科學知識理性的過程，以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的概念來描述自然科學演進的歷程。《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出版後，孔恩的論述受到大家的熱烈的討論，關於科學史的研究，學者們逐漸發現「科學累積發展史觀」的信念逐漸被挑戰，因為有越來越多問題似乎得不到解答，因此科學是一種非累積的發展模式的想法逐步成形，這也使得科學史的研究產生一場革命，開始試著探詢「科學家與當時研究議題的關係」而非「今昔的對照」。

   

    孔恩嘗試有別於過去自圓其說的傳統線性科學史書寫，而使用更寬廣的社會社群形成脈絡，來理解當代自然科學面貌。孔恩舉出了自然科學發展的例子，尤其是天文學〈例如：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論至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與物理學〈牛頓物理學至愛因斯坦物理學〉，來質疑過去對於科學發展乃是線性累積並不斷進步的看法。孔恩的研究一開始想要理解的是一個矛盾，利用典範(paradigm)的概念來描繪自然科學演進的過程。依循孔恩論述的脈絡，科學革命歷程為：「舊有典範\常態科學→異常現象\危機到來→科學革命\典範轉移→新式典範\常態科學→舊有……」週而復始的循環，而非單向線性積累。孔恩所提出常態科學的概念，在這個階段，科學家有共同的語言與高度的共識，他們共享一套完備的理論，即為典範(paradigm)，科學工作主要就是以理論來解自然之謎。但是每一典範總會有面臨危機的時候，會有碰到它無法處理的現象產生。這時科學家就要從頭開始，重新拼湊出一個新典範，以解決先前無能為力的問題，這個階段就是科學革命。革命過後新典範提供了新的共同語言與觀點，又再次回復到常態科學階段。所以科學的進展就是在於常態科學之間的替代。因此「典範轉移」被視為「科學革命」。

 

   就孔恩「革命性」論述的邏輯來看，主要原因乃在於新、舊典範間「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的差異，科學革命前後的典範必定有無法互通的地方，亦即不同典範中看事物的觀點有全面性的不同，孔恩將其稱之為「格式塔轉換」(Gestalt-switch)，簡言之，即是從一個理論的世界轉變到另一個世界，兩個世界存有不同的世界觀，因此不同世界觀的科學不能進行是非或優劣之比較。如同在人類學文化研究中常被提及的「文化相對論」，很多時候對於事物的詮釋，理解更為重要。 對於科學史研究的貢獻，《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即針對人類歷史，尤其是亞里斯多德之後的科學發展，提出了所謂「典範」(paradigm)的解釋架構。孔恩認為，我們不能以我們自身所處的時代，來閱讀前人的科學論述，例如：亞里斯多德時代的力學觀念，或是中世紀的天文學。每個時代的科學理論，都是根據當代的知識及文化，所形成的「典範」。不同時代的科學進展，都是典範的轉移(paradigm shift)。用這樣的觀點來回顧歷史，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麼亞里斯多德時代的倫理學與政治哲學，雖然與現代相去不遠；但在科學知識方面，卻與我們的知識有如天壤之別，但如果我們還是用現代的習慣去閱讀，會覺得根本是難以想像的「無知」，如此一來會讓我們的研究失焦，且落入沒有意義的無法理解與批評。

 

    孔恩在科學史上的重要貢獻，在於運用典範的概念來描繪自然科學演進的過程。但對於典範概念的含糊不清與典範不可共量性等問題，孔恩為了補充「典範」概念的不足，孔恩之後提出「科學基體」(Disciplinary matrix)的概念補充，並認為典範間並非「完全不可共量」，而是「不完全可共量」。撇開科學基體不談，典範間「不完全可共量」其實正意謂著不同典範間仍有共量的空間，倘若典範間有共量的空間，孔恩是否也有點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導致論述前後有所矛盾。

此外，筆者認同孔恩所提出的科學革命概念，在自然科學領域中非常具解釋力；然而反觀社會科學，筆者並不認為有所謂「常態科學」的存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最大的差異在於，筆者認為社會科學多半因外部環境改變而產生所謂新的典範，而非固有典範之缺陷。筆者認為社會科學中並不存在常態科學、典範轉移或科學革命問題，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產生不同新的研究典範，或許這些新舊典範如同孔恩所述，並不是優勝劣敗問題，因此筆者並不認同是因為舊有典範之固有論述有所問題，而是隨著時代潮流而衍生出不同研究典範，進而研究新興議題與思維方式。

　

    由於常態科學的研究是在典範的指導下進行，因此典範對於思考的支配程度，幾乎指導了一切常態科學的進行。對於科學家而言，心中對於結果的期盼與想像總是有那麼一點輪廓或圖像，因此當發生了非預期中的研究結果時，科學家的反應往往不超過以下兩種情形：要不就認為實驗過程出錯，選擇重新再做或調整實驗條件，另一種就是懷疑理論的正確性。但通常結果大多是認為實驗過程出錯居多，對於懷疑理論的正確性較少。反觀台灣教育就像是從事科學研究過程般，經常把「典範」〈就是教科書〉看得太重，筆者相信典範的存在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但在信仰典範的同時，如何思考同樣不也是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而典範的支配力量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得以施展？也許討論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歷程。就如同在科學史觀的討論上，孔恩認為歷史是由人類無法掌握的時代精神所創造的。因此不管是「典範」、「學術基體」就像時代精神一樣控制科學家的理論和研究。

 

  
參考書目

Thomas S. Kuhn

        1994[1962] 科學革命的結構，程樹德、傅大為等譯。臺北：遠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