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科學革命的結構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
蕭褘涵
9846503
從物理學背景一腳跨入科學史領域的Thomas 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以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的概念，來理解西方自然科學中有關科學知識理性的合理化過程及界定科學社群的進展。
Kuhn嘗試區別於過去自圓其說的傳統線性科學史書寫，而使用更寬廣的社會社群形成脈絡，來理解當代自然科學面貌及合理性的產生及更迭。同時Kuhn回答的亦是，人文及自然在共享知識名稱的同時，對比於人文學科多元爭鳴的面貌，自然科學知識如何在十七世紀以降，有別於過往百科全書式的搜羅整理，開始產生專門的知識學科。然而科學知識專門化的產生，卻並非表面上看來邏輯一致、擁有前後一貫的繼承體系。典範在本書的書寫脈絡中，既是知識準則，也是也區分出科學社群內外知識的重要依據。能夠廣受科學歡迎與認可的典範，通常具有精確、融洽、簡明、成效及廣泛性。典範除了提供界定社群範圍的功用，在眾聲喧嘩的各家詮釋說法中，必要有服眾的權威。一個理論要成為典範，一定要能人之所不能，使其他的理論相形見絀。(1994[1962]:61)。科學知識的演進，便以幾近弒父的形式，建立在若能滿足詮釋更多超乎常態科學的異常現象，便取代舊有的典範而成為更新更好的知識典範霸主。這便是典範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與科學革命的根源。
透過Khun的書寫，筆者以為作者理解科學社群與革命的方式是站在涂爾幹理解社會的方法論之上。
涂爾幹在其著作裡一再強調，社會學大致上仍然只是一門「哲學的」學科，是由許多無所不包的通則所構築成的一個異質性大雜燴，而這些通則多半奠基於先驗觀念的邏輯衍譯，並非有系統的經驗研究。(1994[1971]：151)
Kuhn從科學的歷史材料下手，著重在科學社群及知識的外在性(exteriority)及約制性(contrainte)來界定此範疇的特殊性。近代科學家處在一個進展中的學科，這個學科社群裡已有確定的組織和結構，能夠制約一個人的思考。但仍有一更高決定思考的事物規則是外在於個人的。如他在探討常態科學是解謎活動的文本中提到，
要是我們把「規則」(rule)這個詞的意義予以擴大，使它有時可以同等於「已被接受的觀點」(established viewpoint)或者「先入觀念」(preconception)，那任何一個研究領域中科學家所遭遇的問題，都可以說具有謎的這種特徵——解答它們時要受規則的限制。(1994[1962]:85)
規則也好，觀點也好，或是如作者自己所使用的典範一詞，決定了人感知世界的界限與成果。科學的謎團是相對於原本的舊典範而生的異象，科學社群的成員便在舊的理論基礎上嘗試解釋之。一但無法完滿解釋，能夠解決該危機之更有力學說便有機會成為新的典範；而新的典範形成接納之後，舊有的典範價值便會被棄置。作者在書中後半段所提到，科學革命改變世界觀並帶來「進步」，此進步實則是基於兩派以上思想競爭勝利者的宣言。
一代代科學革命典範與規則創立的另一大優點是，其權威所提供的封閉性使科學研究能夠專一發展不被其他雜生的意見所干擾。聽起來無所不包的典範，幾乎完滿解釋社群內個人如何接納全體所使用的概念；卻也同時意味著其專斷性質超越了多元觀點啟發創造的理解以及個人獨力採取科學研究行動的可能。Kuhn說：典範理論之崩潰及百家爭鳴之現象(都是危機的徵兆)(1994[1972]:126)。而這點恐怕是Kuhn採用與Durkheim類似的方法論預設時所無法避免的。但Durkheim與Kuhn稍有所區別的是， Durkheim認為，
社會做為一種道德的迫力(moral force)，乃是一種善意的迫力。社會並未以負面的方式來約束我們，而是提供了條件，讓個人在其中可以自由做出道德的選擇。涂爾幹認為，我們對現代社會有一種「解放性的依賴」(liberating dependence)，亦即，「個人臣服於社會，而這樣的臣服乃是解放的條件」[1] (1999[2003]:17)
筆者認為在Kuhn的書寫中，科學知識範疇之內，個人自由選擇知識信仰的權利實則被剝奪了。除了前置的教科書教學在一開始便固定了思想的型式和進入科學社群的對低標準，一時的臣服於該學科知識標準也不能保證日後擁戴的一直是同一個典範而帶來解放。但，Kuhn在本書中，典範更替與當權概念的運用，的確為後來思考不同學科內容與其規訓時，能夠作為描述的基準的載具。
參考書目
Thomas S. Kuhn
1994[1962] 科學革命的結構，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臺北： 遠流。
Anthony Giddens
1994[1971]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臺北：遠流。
Nigel Dodd
1999[2003] 社會理論與現代性，張君玫譯。臺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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